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2014年2月26日首次提出到实施推动，已跨过三年光阴。

　　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从经济增长看，2016年，京津冀三地地区生产总值合计74612.6亿元，占全国的10%。

　　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考察北京时强调：“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‘牛鼻子’，在这个问题上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围绕迁得出去、落得下来，研究制定配套政策，形成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。”

　　围绕三地协同发展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热点话题，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。

　　疏解地条件建设是难点

　　第一财经：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中提到2017年是近期目标年。按照3年工作目标，哪些已经实现？

　　赵弘：交通协同、生态环保、产业合作这三个领域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，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
　　从交通方面看，除京唐城际、京滨城际外，廊涿城际、首都机场到北京新机场城际铁路联络线等4条城际铁路建设已经启动；三地的产业合作也正在深入，比如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园落户河北沧州，药批文号等部分管辖权仍属北京，实现异地监管。在生态环境方面，三地也在大气污染、水污染等方面实现了联防联控，三地一盘棋。

　　第一财经：对于三地协同发展下一步的工作而言，你认为重点和难点问题还有哪些？

　　赵弘：重点和难点应该在于非首都功能疏解地的条件建设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京津冀三地的发展阶段有差异，收入水平、公共服务水平、医疗养老等方面差距比较明显。

　　具体而言，疏解地的条件建设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：第一位就是快速轨道交通体系；其次是教育、医疗等领域的公共服务短板要补上；再次是要解决制度衔接问题，让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形成合力。

　　第一财经：北京确立了“一主、一副、两轴、多点”的城镇空间结构，现在这一空间结构的建设处于怎样的阶段？

　　赵弘：过去北京城市规划的最大问题，在于空间结构没有实现优化布局、单中心格局没有打破。而“一副”的提出是重要突破点，并且上升为国家战略来推动这一规划。

　　当前副中心的建设有目共睹，我认为未来应该在“多点”上持续发力。“多点”包含两个层次：首先是副中心本身周边的区域联动开发、统一规划、组团式发展，特别是需要建成轨道交通主导下的快速交通体系；其次是北京中心城市的周边区域，需要建成若干个新城、微中心的开发和建设，真正形成多点支撑、功能分散又高效联系的大都市圈。

　　目前看，规划的实施机制建设还有探讨的空间。换言之，规划中提出了很多安排和要求，如何实现规划落地在条件建设上需要进一步发力。

　　铁路周边“微中心”的吸引力

　　第一财经：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提出：沿京沪、京广、京九、京承、京张、京秦等方向铁路通道，选择若干个中小城市，建设若干定位明确、职住合一、规模适度、专业化发展的“微中心”。这一“微中心”在大都市圈中扮演怎样的角色？

　　赵弘：从国际上看，伦敦、东京等大都市为解决城市规模扩大与运行效率的矛盾，将某些功能分散布局到中心城外围的某些区域，就形成了所谓的新城、卫星城、微中心等。

　　在大都市圈范围内，也就是约100公里内的卫星城、新城和微中心，必须有一站式、大容量、低票价的市郊铁路为支撑，并与地铁网络保持联系，与中心城建立一小时通勤圈，与中心城区建立有机高效的联动。

　　第一财经：“微中心”和市郊铁路建设起来之后，会不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即周边居民依然通过轨道交通回北京上班，北京依然无法达到疏解的目的？

　　赵弘：这一方面就要强调“微中心”要保障城市功能比较健全，对承接中心城的人口和城市功能疏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，相对独立，强调产城融合、职住一体；另一方面，也要保持中心城区适度的建设强度和承载能力。

　　第一财经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中期目标到2020年，北京“大城市病”等突出问题将得到缓解。这一缓解应具备哪些标志或者特征？

　　赵弘：我认为届时应具备这些特征，首先空间上分散化、多中心的格局初步形成，其次是初步建立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轨道交通体系，以及区域环境压力减轻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维、推进机制建立。